一、发展现状
一是全国学校招生持续下降后2019年有回升。2012—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持续下降，2018年在校生规模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为39.53%，跌至40%以下，大体相当有不保之势。2019年招生数开始回升，比2018年增加了43万，占高中阶段招生数为41.70%，在校生占39.46%。
二是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布局。国家根据新产业、新职业、新岗位建立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并定期向社会发布调整修订结果。根据《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6年修订）》，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分为19个专业大类，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与三次产业发展结构基本一致，具备了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各地根据产业发展定位与需求，进一步精准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结构，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建立了周期性专业优化机制，分类确定黄牌、红牌、绿牌等预警档次。
三是学生发展“就业有本领、升学有通道”。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平均达到95%以上，对口就业率达到70%以上，毕业生初次就业的薪资水平大多月薪超过2000元。全国有近一半的毕业生以各种形式升入高一级学校，有的地方甚至超过70%，如西藏达到了77%，天津为72%，上海为71%，为中职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是顶层设计和项目带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国家一系列有关产教融合政策指引下，一些地方制定专门职业教育法律，规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2019年3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省级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2015年青岛市出台《青岛市职业教育条例》，“校企合作”有专门篇章，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推动区域内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多方参与深化集团化办学。截至2018年，全国成立了近1500个职教集团，吸引了3万多家企业参与，其中牵头或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中等职业学校将近50%。设计相关产教融合项目，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各地开展了产教融合城市试点、行业试点和企业试点。山东、山西、河南、福建等地公布了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名单。
五是教师队伍的规模与结构逐年改善。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师比逐年改善，从2016年开始，生师比整体达标（20：1），2019年为18.94：1，规模缺口基本补齐。近76%的省份“双师型”教师比例超过30%。
六是中等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担当作用。在东西部协作行动计划中，中职招收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人数为18634人，推荐学生东部就业共9580人。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对象精准、项目精准、效果精准的“造血式”扶贫方式，创建了政府主导、集团实施、企业参与的“教育+产业+文化”职教扶贫模式，实现“职教一人，脱贫一家”。
七是经费投入逐年增长并建立生均拨款制度。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617亿元，比上年增长6.20%。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中等职业学校为21203元，比上年增长7.36%。37个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建立生均拨款制度。有的地方（如北京、河南）按专业类别制定了标准，有的地方（如广西、贵州）按区域制定了标准，有的地方（如重庆市）把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也纳入了生均拨款制度范畴。各省根据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建立起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016年，宁波市出台《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规定到2020年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要普遍达到普通高中2倍。全国共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1593万人。2019年，全国共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1592.86万人次，资助金额305亿元。
二、问题分析
一是职普比连年下降吸引力不足。2010年以来，高中阶段学龄段人口总体下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6.5%大幅提升至2019年的51.6%，并且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类型和层次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逐年减少，在校生规模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下降到39.53%，“职普大体相当”已经不保，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仍然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社会传统观念的问题，也有政策导向与实施的问题，以及现实需求与理念认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二是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薄弱。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薄弱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学校建设规划用地、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等指标不达标的学校分别占半数左右，1000余所学校的占地面积不到10亩，不足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学历教育在校生数不达标的学校占4成以上。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不达标的学校占3成左右。对照中职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教师队伍、办学规模、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5项关键指标，某省仅有6%的学校完全符合设置标准，某经济发达计划单列市28所中职学校中仅有2所达标。
三是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重复趋同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不紧密。2018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9.3：44.5：46.2，中等职业教育对接三次产业类的专业比例为7：17：76。2019年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37：21.68：75.95，中等职业教育对接三次产业类的专业比例为4：40.5：55.5。“热门”专业比较集中。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点数量排名前10的专业中，计算机应用专业布点数最多，达到355个，开设学校比例达85.75%；电子商务专业的布点数排名第二，达到246个，开设学校比例达59.42%。在校生人数最多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在校生人数均超过10万人。河北省有200多所学校同时开设计算机应用专业，140多所学校开设学前教育，100多所学校同时开设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电子商务等专业。某农业大市，农业类专业点仅2个，在校生仅39人。造成这些现象与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缺少规划有关，也与家长学生就业择业观有关。
四是教师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教育质量的关键。生师比虽然从2016年起基本达标，但各地之间以及各地内部表现出很强的不平衡性，全国有近1/3省份未达标，最高达到33:1。“双师型”教师、兼职教师、学历和职称结构不合理。专业课教师“入口”不畅，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能工巧匠，或因为学历不够，或因为人事障碍，很难进入到教育队伍中来，使得教师来源单一，尤其是实践指导教师奇缺。
五是学生对升学的追求降低了企业校企合作积极性。一方面影响企业获得充足人力资源。由于中职生升学愿望越来越强烈，直接升学人数越来越多，实习结束能安心留在用人企业的越来越少，这对有即时用工需求的企业校企合作影响较大，导致企业与中职学校校企合作积极性越来越低，造成企业缩减校企合作培养规模和投入。另一方面影响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在学生数量减少的同时，更让企业忧心的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进入到了“高考班”学习，这造成了可供企业选聘、留用的学生质量大打折扣，给企业校企合作积极性带来了负面冲击。
六是职业学校落实培训的法定职责有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自于培训项目和学校供给能力不足、培训尚未纳入学校办学考核，再加上社会需求不强、缺乏相关机制和制度保障等原因，造成了一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全面聚焦于学历教育。在生源数量严重不足情况下，一部分学校生存面临困难。
七是经费投入数量与比例与事业发展不相当。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总量增长速度都比不上普通高中。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仅占高中阶段的33.86%，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比普通高中少912元，并且增长比例也明显小于普通高中。在一些省份表现更突出，如山西省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比普通高中低2706元。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与事业发展规模“不相当”。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为39.46%，而经费投入仅占33.86%，经费投入比例与事业发展不相当，低于事业发展规模。各地虽然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但由于计算口径不一致，降低了各省、市、自治区之间投入水平的可比性。
三、对策建议
一是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对接地方需求。分类定位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新时期，在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定位大前提下，为经济社会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是中职教育基础性地位的根本保证。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中职教育坚持就业和升学齐头并进，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招生，弥补生源不足，并继续发挥就业优势。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一般地区的中职教育，通过中高衔接，提高升学比率，提升办学吸引力。按一定人口规模设置学校。根据本地产业需求和教育发展情况，按一定人口数确定是否举办中等职业学校。湖南按2019年末常住人口核算，每15万人拥有1所中职学校，符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较好地保持了职普大体相当规模。加强市级统筹。加强市（州）对辖区内中等职业学校进行属地管理。鼓励市（州）政府统筹整合本地区各类职业教育资源，进一步发挥区（市）县政府发展本地中等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对“散、小、弱”学校，采取撤销、转型、合作、合并、托管、集团办学、校园土地置换等多种形式，整合职业教育资源。通过合资、购买服务、混合所有等多种措施，创新发展方式，形成省、市、县联动机制，确保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层层落实。指导区域和学校设置专业。引导和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切实优化专业设置，积极主动做好区域内专业布局结构调整工作。
二是实行中等职业学校达标计划，补齐发展短板。在确定好学校布局规划基础上，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国家设立“中等职业学校达标计划”专项，定期对建设进展进行督导，按期验收，把达标情况纳入干部年度考核。鼓励各地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加大公办中职学校优质学位供给，凡举办高中阶段教育的县市区，必须办好1所以上公办中职学校，确保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经费投入、招生规模和办学质量等方面大体相当。
三是建立“双师型”教师认证制度，提升师资水平。国家层面出台“双师型”教师认定管理意见，明确界定“双师型”教师的范围和基本标准，指导各地制定“双师型”教师认定管理实施细则。为了保障认定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可在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自评基础上，吸收更多的行业、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社会相关人员参与进来，组成多元化的认证小组，采取验证相关佐证材料、现场听课、能力测试等方法进行认证，提高认证的信度和效度，建立起一支来源多样、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四是筑牢中职基础地位，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建立与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相适应的高考制度。系统规划和设计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保障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公平升学权利。一方面，系统规划职教高考考试科目和方案。另一方面，逐步扩大职教高考考生高等学校和专业选择范围。通过加强中高职衔接破解校企合作难题。针对中职升学人数增多企业校企合作积极性降低的现象，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高职贯通培养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分级细化，中高职一盘棋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同时找准中职高职都认可的企业一起合作培养人才。采取中高衔接方式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构建学历提升、顶岗实习、技能培训相融合的管理机制，促进中职学校、企业、高职院校之间互动，深化校企合作，实现合作育人。充分利用好高职扩招对中职的拉动作用。
五是拓展中等职业学校多种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发挥好中等职业教育在“控辍保学”中的作用。开展普职融合试点，服务深度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发挥中等职业学校作用，帮助部分学业困难学生按规定在职业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部分职业技能学习。挖掘中等职业学校劳动教育功能。中等职业学校加强与初中、小学的合作，对初中生和小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启蒙教育，培养职业兴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并为后续的职业选择提供价值指导。积极争取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社区教育学院等机构支持，在职业学校设立职业体验基地，制定职业体验基地（中心）标准，开发职业启蒙课程，建立起政府购买+市场收费运作机制。发挥好中等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结合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现状，科学定位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方向，优化专业结构，为农村致富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等提供培养培训，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发挥好中等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功能。建立民族文化传承特色校和特色专业，重拾师徒传承，承担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任务。
六是建立国家生均经费发布制度，增强经费可比性。建立全国统一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统计标准，每年发布各地生均经费投入情况，增强区域之间的可比性与参照性。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落实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并且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的政策。